【聯合報／劉惠媛／藝術評論工作者】
自1980年代起，生活風格（life style）的研究便取代了傳統對於社會階層的分類。而有越來越多的趨勢顯示「生活方式」才真正反映一個人的消費行為與生命價值觀。
1990年代媒體流行的BoBo一詞，就是指融合了布爾喬亞（bourgeoisie）和波希米亞（bohemian）兩種生活風格的新興族群，例如他們喜歡上健身房鍛鍊身體，去博物館看展覽洗滌心靈，他們既有中產階級積極進取的精神去追求財富，同時也具有挑戰和推翻社會既定標準的反叛精神等等。但這是否意味著現今有更多人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從事文化活動呢？
以博物館為例，通常博物館和美術館的工作人員，都習慣以個人所得、家庭收入、職業和教育程度，來區隔我們的觀眾。但事實顯示，相同收入的家庭，因為生活風格不同，消費和品味大不同。例如油漆工人的年收入與我相仿或高於我，通常他會讓孩子上音樂或美術才藝班，但假日卻不曾帶孩子參觀美術館或利用圖書館，那我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則略高於他。因此，行銷學者可能會建議我們去分析一般人所從事的「活動」、「興趣」和「意見」（Activity, Interest and Opinion，簡稱AIO），或許會更貼近博物館潛在的觀眾，理解他人在真實生活裡對休閒活動的選擇。
事實上，一般人無從理解為何博物館教育活動，需要跟動物園和電影院競爭。我們從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每月每戶所花在娛樂教育文化服務方面的支出，也看不出箇中差異。
《風格社會》一書中，作者認為從傳統生產力的角度，已經無法解釋眼前以消費力為導向的社會現象。並提出生活風格具有兩項特質，亦即意象傳達及美學體驗，推論現代人可能會以體驗的強弱，來決定他的消費行為。年輕的社會學者劉維公，提出了三角函數概念，以文化經濟、生活風格與生活美學三個構面，分析複雜的當代消費社會，讓許多文化工作者可以在茫茫大海中看到新的浮標。
許多人從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開始，就迷上了文化研究。身為社會學的門外漢，我喜歡看電視影集《酷男的異想世界》，卻不清楚酷兒理論（Queer Theory），除了表現反異性戀的特質，酷兒理論繼反種族主義、女性主義和後殖民理論，影響所及已經從少數族群的議題轉到了文化層次。這個節目無形中教會了我重新思考身分和認同，跳脫同性戀與異性戀的二元對立思考。
幸好社會學者總會耐心地提醒我，啊！原來我生活在一個錯綜複雜，交疊又支離破碎的閱聽世界。原來所謂的品味、風格和生活美學，與生活周遭的社會與文化交互作用，媒體、資訊、傳播和消費，符碼助長符碼，每個人的世界都被符碼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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